医疗工作具有特殊性、复杂性和风险性，医务人员工作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体。由于病人各自身体有差异性，即使同一种疾病，表现的症状在不同的人也各不相同，所以采取同样的治疗措施，会出现不同的治疗效果，有时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。况且每种治疗手段都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性。因此要客观、全面地根据尸检，法医病理结果和结合临床的一系列诊疗活动来判定是非常必要的。尸检既是处理医疗事件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，又对疑难病例、非正常死亡病人、存在医疗纠纷的病人至关重要，所以尸检势在必行。通过尸体检验了解临床诊断是否与病理诊断相符，明确疑、难、杂症诊断，有助于总结临床诊治经验。

　　尸检对提高临床医师的诊治水平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,即使是各种现代化诊断设备齐全的今天,临床诊断与尸检诊断的符合率仍只有70%左右。这也就是说，约有30%的病人死得不明不白。一位病人被诊断为血管栓塞，但尸检却发现是肺动脉肉瘤;一位病人去世前经常发生昏迷，临床医生诊断死因为糖尿病性昏迷，但尸检结果却是死于脑膜炎……这些与实际死因不符的诊断，并不是说医生无能，更不是医疗事故，而是因为疾病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造成的。隔着一层皮，你终究搞不清到底是什么病。

　　其实，我们可以把医生看成是具有丰富医学知识的人体维修工，如果医生总处在一种不知“最后结果”的状态中，那他的“维修”经验又从何而来呢?一位资深医师一语中的：“对于医生来说，医疗和尸检应该是同等重要的。”

　　据美国一医学研究中心1986～1995年间长达10年间的报告，1105例尸体检查发现：44%患有致死性癌症的病人生前被漏诊或误诊。这个医学中心的尸检率非同寻常地高，达42%。依据外科病理报告、细胞学及病人的病历记录，从225名患者中发现250个恶性肿瘤，在这250个肿瘤中， 有111个生前被误诊或漏诊(103个漏诊，8个误诊)，只有34个临床怀疑肿瘤。漏诊的肿瘤是57%病人的死亡原因。漏诊最多的肿瘤涉及呼吸道、消化道和泌尿生殖道。在美国，死于医院的病人尸解率由50年代的大约50%降到社区医院和私人疗养院的5%～0%。由此可见，在寻找正确诊断的过程中，低技术含量的尸体解剖胜过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化医疗诊断仪器。

　　在临床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，只有病理解剖学的发展和过硬的病理解剖学队伍，才能为临床医学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，才能不断吸取教训，总结经验，促进临床医学的进步。

　　近几年来，医疗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，医院、医生被推上被告席的报道屡见不鲜。以“救死扶伤”为神圣使命的“白衣大侠”们，如今在铺设有医疗纠纷“陷阱”的漫漫行医路上显得格外小心翼翼，生怕哪只脚踩下去，落个“人仰马翻”，败了一世功名。尸体解剖或许能为医生设一道防线。

　　卫生部在《关于<医疗事故处理办法>若干问题的说明》中，对尸检问题有专门说明：“尸检对判明死因具有特殊意义，它除了可给医学技术鉴定和司法裁决提供直接 的证据外，还可以为医务人员诊疗护理实践进行反馈和检验，从而达到明确诊断、分清是非的目的。”这就将尸检在处理死亡医疗纠纷中的作用阐述得清清楚楚。

　　据对139例医疗纠纷尸检的统计，33例死亡发生时临床诊断死因不明;余下的106例中，临床死因诊断与尸检诊断符合的仅32例(30.19%)，基本符合的27例(25.47%)，有47例(44.34%)不符合或者说临床死因诊断错误。

　　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县以上医疗单位都有尸检的条件，可是尸检率却不高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纠纷双方对尸检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，或害怕尸检结果于己不利，因而寻找借口，拖延时间，拒绝尸检。在不进行尸检、未查明死因，无是非曲直的情况下，纠纷双方“私了”或盲目鉴定，必然会使一些医疗纠纷得不到正确处理或长期 不能处理，最终既会损害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，也不利于医疗质量的提高和医疗工作的改进。有些纠纷在尸检进行或刚结束，是非就一目了然，不必再提请鉴定。多数也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，一般通过进一步的病理组织学检查和必要的理化检验，也能明确死因。尸检还能为进一步的理化或生物学检验提供检材。由于尸检报告通常需7天以上时间才能发出，客观上也可使有些纠纷暂时降温，使纠纷的调解有了缓冲。

　　在强调尸检重要性的同时，还应明确尸检的局限性。不能指望尸检能解决所有死亡的死因问题，更不能期待它解决医疗纠纷中所有的问题。这是因为许多死因是机能性的，缺乏具有诊断意义的形态学改变，如大部分冠心病猝死、休克死、肝或肾功能衰竭死、电击或中暑死以及大多数中毒死等。尸体的明显腐败也能影响病理学的观察。所以，无论在国内或国外，都有少部分尸检不能诊断死因。此时，纠纷的鉴定有赖于对尸检材料、病历和调查结果的全面分析。

　　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设有法医临床、法医病理、法医物证、法医毒物、微量物证、文书鉴定、痕迹鉴定、声像资料鉴定、电子数据鉴定等九个鉴定门类，是目前广东省内鉴定项目最齐全的鉴定中心，可对外承接各类司法鉴定委托。